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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星对话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日志

 
 

中国古代哲学家、哲学流派简介(5) —— 学派发展和比较(A)  

2014-04-26 16:45:44|  分类: 读书笔记之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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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老认为,东汉时期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催生了中国的本土宗教—— 道教,还吸纳、融合中国文化精神,形成了中国的佛教流派—— 禅宗。相比较下,近代西方哲学传入后产生的影响和震荡不如佛教。不过,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却是永久的。学者们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观念,由此引发了包括佛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复兴,形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甚至基督教会也未能避开这种精神的影响。在中国的许多教会,纷纷把中国哲学的原著以及研究中国哲学的书籍,译成西方文字,介绍到本国。
逻辑分析是西方哲学的根本方法,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方法是直觉。如果按西方观点,哲学分为形上学、人生哲学和方法论这三部分的话,那么先秦的诸子之学(儒家、墨家、名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约略等于西方哲学中的人生哲学,并包含了一些方法论的内容;之后的宋明新儒家(也可称道学、理学、义理之学)虽也谈论过方法论,然研究的皆为修养之法,非求知之法;魏晋时期产生的玄学,是诸子之学中道家的继续;隋唐佛学虽有大势,然终非中国思想之主流;清人的义理之学也只是宋明道学之继续。所以,冯老认为,中国哲学从先秦之后,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处于了“绝无仅有”的状态。
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观点,之前在另一篇博文中已有整理(中国古代哲学家、哲学流派简介—— 哲学家 ),故再编录一些冯老关于古代哲学流派的介绍,希望可以简略反映出主要流派变化、发展的过程,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

一、儒家到新儒家的发展过程
儒家之所以称为“儒”,因为他们不仅是思想家,而且还是学者。他们精通古代文献,并对这些文献做出自己能够做出的最好解释,这种双重身份是别的哲学派所不具备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人们总是习惯尊重过去的经验。儒家在教授古代文献的同时,保存和发展了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所以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它对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都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东亚各国和欧洲也有广泛影响力。从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到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儒家之所以能成功统@治中国长二千多年,这期间经历了很多改良和两次重大变革:
(一)《易传》和《中庸》:代表先秦儒家形上学发展的最后阶段。
1、“道”:《易传》中“道”是儒家最重要的形上学观念,意为事物的原理。儒家认为,不同类的事物,都有其自己的“道”,比如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这些道是君、臣、父、子之所应该成为君、臣、父、子的原理。每一类的道各以一个名表示,每个人都应该合乎理想地按照这些不同的名来行动。这个学说在孔子理论中还只属于伦理学说,在《易传》里,则改良成了形上学的学说了。《易传》认为,事物在变,而道不变;事物是复杂的,而道是容易和简单的。
2、万物生成的“道”:各类事物有自己的道,万物作为整体也有它的“道”。所以,儒家认为,除了特殊的多样的道,还有一般的、统一的万物生成变化所遵循的“道”,这个“道”就是一阴一阳,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作为整体的“道”就是“太极”,“阴”、“阳”相当于两仪。
3、万物变化的“道”:宇宙万物永远在变化过程中,这是万物变化的公式,也是万物变化的“道”。
4、“正”、“中”之说:先秦儒家认为,事物若要臻于完善,保持完善状态,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恰当的时间。这种恰当叫做“正”、“中”。“正”,表示处于恰当的位置;“中”,表示既不太过,又不不及,恰到好处。人的自然倾向多表现为太过,所以《易经》认为,太过是大恶,要取得胜利,就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地胜利;要避免丧失某物,就一定要在此物中补充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谦卑是美德。
5、中和:先秦儒家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时人的情感尚未发生,心的活动就无所谓太过或不及,因而恰到好处。或者虽然情感发生了,而无乖戾,这也是中;情感发生了而皆合乎礼义法度,谓之和。“和”是“中”的结果,中是来调和那些搞不好就会不和的东西的。在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中,都有些适“”之点,作为满足欲@望和表现情感的恰当的限度。一个人的一切欲@望和情感都得到满足,且表达也达到恰当的限度,他的内部就达到和谐,在精神上很健康。社会也一样,各种人的一切欲@望和情感得到满足,也表现到恰当的限度,这个社会内部就达到和谐,安定而有秩序。“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
“和”、“同”、“中”的关系:“同”与“异”是不相容的;而“和”与“异”,则并不是不相容,相反,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才有“和”。但是要达到“和”,合在一起的各种“异”都要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所以“中”的作用是达到“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在其中,有各种才能、各种职业的人都有适当的位置,发挥适当的作用,人人都同样地感到满意,彼此没有冲突,这就是“和”。这种“和”如果不仅包括人类社会,而且还弥漫到全宇宙,就叫做“太和”。
6、庸常:指普通而平常。人伦和道德如同吃饭,普通而平常,却很重要。吃饭、喝水、维护人伦、实行道德,都是遵循“道”,遵循天性,即“率性”。而“教”,就是“修道”,是让人们把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在做的事,做完全,也就是明而诚。
7、明诚:先秦儒家认为,事物都是相互消长、互为因果的。人们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要成就别人;在帮助别人成就的同时,也能成就自己,即所谓“成人为己,成己达人”。“成己”,就要行忠、恕之道,也就是行仁,这其实包含@着成人。成己是尽其性,遵循“道”;成人,则是帮助天地,培育万物,充分发挥万物之本性。如果完全明白这些意义,就是《中庸》说的“明”;“明”了,就可“与天地参”,与天地并列,这就是“诚”。一个人若是明白了日常生活中普通而平常的活动的一切意义,诸如饮食、人伦的意义,他就已经是圣人。因为圣人明白这些道理,就一定能完全做到;做不到,说明他没有完全明白其意义。
8、出世与入世:儒家认为,要达到“与天地参”,并不需要做“非常”的事。只需明白这些普通而平常的事的全部意义,且做得恰到好处,就可达到合内外。这不仅是“与天地参”,更是人与天地的合一。到了这一步,人不仅可以出世,而且也能入世。后来的新儒家发展了这个思想,并用此思想攻击佛教的出世哲学。
(二)儒家思想的第一次变革: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儒家思想
1、董仲舒的变革:他为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整个帝国的需要,从“百家”之中选出一家——儒家,给予独尊的地位。同时择取诸子百家中阴阳家的五行思想和道家、法家的思想,与儒家相糅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儒家思想—— 董仲舒儒家思想。这使得汉代的儒家与先秦的儒家很不相同。董仲舒服认为,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君主当然要遵循。然政治统一的基础是思想统一,因为只有思想高度一统,法度才能统一,百姓才有一致的行为准则。由此,他提出“大一统”论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只要不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列,且与儒家思想不一致的教派、学说都不能存在。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须学《六经》和儒学,以儒学为国家教育的基础,这也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打下了基础。董仲舒的儒家新思想对当时社会上的哲学、政治、社会、历史等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能给予较为系统和权威的解释,也符合汉武帝的治国要求,因而他的哲学理念成为汉代官方统@治哲学,国家的教义。自此,不仅在思想界树起了儒家的权威,并由此也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而且儒家思想也第一次成为正统。
2、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这是儒家的两个学派,他们之间的争论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古文学派的得名是由于它声称拥有秦焚书之前密藏的经书,经书都是用古文字体书写的,故名之,代表人物刘歆,这一学派具有与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荀子也是受道家影响);今文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因所用经书是用汉朝通行的字体书写,故而得名。古文学派的兴起是对今文学派的革命。冯老认为,古文学派可能源出于先秦儒家的现实派,荀子学派;今文学派可能源出于先秦儒家的理想派,孟子派。
(三)儒家思想的第二次变革:产生了新儒家(或称道学,或称宋明理学)
董仲舒的儒家新思想,发展到唐朝已无法满足时代精神的需求。当时人们对形上学、超道德价值和性命之学比较感兴趣,于是,儒家的韩愈和李翱为本学说引进了佛学的禅宗思想和道教的宇宙发生论观点。他们重新解释了《大学》、《中庸》,提出了“道统论”,声称自己继承了真正的孔孟之道,是儒学的正宗。由于儒、释、道三种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矛盾,所以新思想的体@系直到宋朝才真正形成。而此时的儒家已有别于之前的儒家,故被冠以“新儒家”的称谓,他们的哲学则被称为“道学”或“理学”。当时新儒家有好几个学派,主要有王安石(荆公)的新学、司马光(温公)的朔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也称理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四大派。其中尤以二程兄弟的理学最有影响。之后,二程理学又分为两派:弟弟程颐的理论由南宋的朱熹继承和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颢的理论,由南宋的陆九渊继续,但一直到明朝,才由王阳明完成,形成体@系,被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的时代,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两个学派的不同,意味着什么。到了朱熹和陆九渊时期,两个学派开始展开大争论。冯老认为,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的哲学问题。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这历来是柏拉图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争论的主题,形上学中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1、程朱理学: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心灵的世界。程朱学派属于实在论,在西方,以柏拉图为代表。
(1)理气说:此学说的提出,与先秦儒家《易传》关于“道”的观点、新儒家张载的“气聚说”和新儒家邵雍的宇宙发生图有着相当的关系。在《易传》中,先秦儒家认为,所谓“道”既是“多”个道。众多的道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由此,程朱学派推导出了“理”的观念。程朱认为,“万事皆出于理”,理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对于新儒家张载的气聚成万物的观点,程朱并不完全认同。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了不同的理,“有理则有气”,气是依傍理而行,气之聚,则理亦在其中。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故而,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聚。据此,程朱学派提出了“理气说”。新儒家邵雍的宇宙发生观则认为,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早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就已经存在了,邵雍把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制成了一张图,名为“宇宙发生图”。程朱学派据此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在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已经存在。
冯老认为,如果把张载与郡雍两位新儒家的哲学结合起来,就可以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对于这个区别,程朱分得很清楚。程朱认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材料,就是程朱学派“理气说”中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要抽象得多)中体现某种理。有某物,必有此物存在的理;但是反过来,有某理,则未必一定有相对应的物。程朱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现行的社会秩序是为天理所定下的,遵循它就是符合天理,否则是为逆天理。
(2)颜回的“不迁怒”:这是程朱学派处理情感的方法,也为其他新儒家学派所推崇。程朱认为,颜回的“不迁怒”就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只需在心中对引起情感的事物做出喜怒哀乐的反应,但自我不与事物相联,引起情感变化的事情过去了,则一切复原,不要为引起情感的事物所累。
(3)性即理说:人性,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所以,“性即理也”。程朱认为,事物都“有对”的一面。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却使人不相同,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理+浊气=性恶;理+清气=性善。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程朱认为,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心与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能有活动,如思想和感觉,性则不能。但是只要我们心中发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推知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 程朱学派认为:我们所见的实在世界可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或也可说是分为形上世界和形下世界。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与抽象的理完全不是一回事,理离开心而能独存。
2、陆王心学:陆王学派属于观念论,亦称唯心论。认为,观念是存有物的本质,观念等于精神。因此可以说,精神也是存有物的本质。这样分析,观念论其实包括实在论。在西方,康德派、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
(1)心即理:认为,世界没有形上和形下之分,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无心即无理。陆王还认为心与性之间没有区别,纯粹是文字表述不同。然冯老则认为,从两个学派对“心”与“性”的表达看,二者的含义确有所不同。
(2)一纲一条目:陆王学派认为程朱《大学》的“三纲八条目”,归根到底,只是一纲领“明明德”和一条目“修身”。至于三纲中的“亲民”,实际上是“明明德”的方法,三纲中的“止于至善”,是“明明德”的最后目标。而除修身外的其余条目也都是修身的手段和目标。陆王学派认为,人只有在社会中尽伦尽职,才能尽其性,最后达到目标。所以,一个人要“成己”,也要“成人”,不“成人”的“成己”是不存在的。后来的儒家把这个作为学说中心:“明明德”与“修身”是一回事,前者是后者的内容。陆王认为,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后才能做治国、平天下的事,他仅仅只需作为国家的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作为天下一分子,为天下尽力而为,他就是尽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了。他如此诚实地尽力而为,也就是“止于至善”了。
(3)致良@知:陆王认为,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明德之心,私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对事物做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即“良@知”。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有做圣人的潜能,所需要的就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即知行合一。什么是良@知?就是各人“本心”内在的光明,宇宙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就是修身。陆王认为,《大学》用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致良@知”。“致良@知”也是陆王学派的哲学核心。虽然陆王学派没得到官方承认,但影响也很大。
每个哲学系统都有可能被人误解和滥用,陆王哲学也是如此。按王阳明的说法,良@知所直接知道的是我们意志或思想的伦理方面,它只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要知道在一定情况下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王阳明说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实际做法。可是他的门徒后来发展到似乎相信,良@知本身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包括怎么做。
(四)对佛家的批评:程朱和陆王两个学派都激烈地批评佛学,但角度各有不同。
1、程朱学派认为:佛家所说的具体世界是空的这个观点,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具体世界的事物的确是变化的、暂时的。但是还有理,理是永恒的、不变的。在这个意义上,宇宙并不空。因为理是抽象的,所以佛家不知道理是真实的。正像有些人看不见渊中有水,就说渊里没有水的存在,是因为水是无色的缘故。
2、陆王学派则是用禅宗的辩论方法来批评佛学,认为,“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佛)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冯老认为,如果我们按这种推论推下去,可以说,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但是禅宗的方法容易被人滥用。
(五)寻求快乐这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新儒家的思想具有浪漫主义成分和风流的品质。他们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在他们看来,“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是“自然”的发展。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邵雍的《安乐吟》和程颢的《秋日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贒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代表了新儒家所寻求的快乐思想。新儒家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结合。冯老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风流人豪”。
(六)新儒家的地位—— 汉学与宋学之争: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程朱学派的朱熹,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这也使得他代表的程朱理学受到政@府的认同,而他编录在一起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为最重要的课本和国家考试的主课,直到1905年废科举为止。朱熹不仅相信有永恒的理,而且相信古代圣贤的文化就是这些永恒的理。所以他的系统中有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成分,这些成分随着程朱学派的继承和发展而日益显著。程朱学派成为国家的官方学说以后,更是大大助长了权威和保守的倾向。特别在清朝,官方方面,程朱所代表的新儒家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谁若说新儒家不是纯粹儒家,就等于说新儒家是假的,是错的。在新儒家的反对者看来,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它表面上符合原来的儒家,实际上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更具欺骗性,容易引入邪路。为此,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是儒家学说要回归汉代学者为经典所作注释的意思上,那时的儒家学说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清代的学者们研究了许多被新儒家摒弃的汉儒注释,他们称所研究的为“汉学 ”,而称新儒家之学为“宋学”。从18世纪开始,汉学与宋学之争,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冯老认为,汉学与宋学之争,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解释与进行文字解释的论争。文字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汉学家重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因而在哲学上,他们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文化上,他们确实大大打开了当时人们的眼光,不仅大量的儒家文献被解注,其他学派的文献也得到解注和修正。因为当时的人们埋头应付科举,除了《四书》,其他简直毫无所知,也无从所知。

二、儒家与法家、儒家与道家的比较
(一)儒家与法家的比较:
1、在思想改革方面:冯老认为,中国人有尊重过去经验的传统,这个传统也许是出自占压倒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思想方式。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极少迁徙。他们年复一年地根据四季的变化,耕种土地。过去的经验,足以指导他们的劳动,所以当他们遇到新东西时,首先想到的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先例。中国哲学家从孔子时代@开始,大多诉诸古代权威,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据。孔子的权威是周文王和周公;墨子为超过孔子,诉诸大禹;孟子为超过墨家,诉诸尧、舜时代;道家则诉诸伏羲、神农的权威。而法家则例外,他们充分认识到时代变化的原因,极其现实地看待这些原因。法家认为“圣人不期修古”,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一种革命。
2、在国家治道方面: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残酷无情的精神。秦朝暴@政败亡,法家成了替罪羊,遭到各家批判与摒弃。但他们毕竟是现实的政治家,能够针对新的政治状况,提出符合新情况的统@治方术。所以,随着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展,统@治者们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论和法术。这使得汉朝以来的正统儒家,总是责备各朝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是“儒表法里”。而在法家看来,君主必需具备一种大德,“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自己应当无为,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而让别人替自己无不为,“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法家认为,只要把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君一人之手,政@府各部门忠实执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和法家所制定的治国方略,即使中等智商的人也能治理好国家,当个好君主,无需施行儒家所谓的“仁政”。
3、在对待贵@族和平民的态度方面,两家皆主张一视同仁,所谓“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但是两家“一视同仁”的含义是有区别的:
(1)法家的一视同仁,主张没有阶级区别,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为标准提高到“用礼”的水平,而是把贵@族的行为标准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于弃礼重赏罚,属于现实主义。故而,法家总是指责儒家为迂腐、空谈。
(2)儒家的一视同仁,主张治理百姓应当以礼以德,不应当以法以刑。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主张是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虽说儒家刻板地、保守地坚持传统的治道,没有认识到实行此道的环境已经变了,但儒家也有革命的一方面。他们不再坚持按出身和财产划分阶级,而是依据个人的道德水平划分君子和小人。在治道方面,儒家不仅要求以礼治贵@族,治理平民也应当以礼而不以刑。这实际上是以更高的行为标准用之于平民。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属于理想主义。所以,儒家总是指责法家为卑鄙、粗野。
(二)儒家与道家的比较:儒家与道家是中国思想的两个主流。然而早在先秦时期,它们还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两家而已。冯老认为,儒家与道家为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它们彼此对立,又互相补充。二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突出表现在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的良好平衡方面。后来出现的“新道家”和“新儒家”,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学派更加接近对方,这也使得中国的哲学既入世也出世。
1、儒家与法家的相同点:
(1)物极必反或反者道之动:“毋太过”是儒、道两家遵循的原则。它们皆认为,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好。因为太过和做得过多,就有了适得其反的危险。所以《易经》和《老子》都认为,要取得胜利,就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地胜利;要避免丧失某物,就一定要在此物中补充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太过是大恶,谦卑是美德。
(2)有圣人为元首的国家是理想的国家:儒、道两家皆认为,圣人应该为王治国,也只有圣人能够治国。
(3)折中精神:当时的思想领域里存在着强烈的政治统一愿望,哲学家也就试图采用选取各家优点的办法,以得到一个“全部真理”,也就是能实现政治统一的“道”,这种思想被称为折中精神。当时儒家的著作家主张,唯有孔子见到了全部真理,所以其他各家都在儒家之下;而道家的著作家则主张,老子、庄子见到了全部真理,因而道家应该在其他各家之上。其实,当时的折中精神,更像是大杂烩,内部没有有机的联系,与他们所加的崇高称号“道”,完全不配。主要的折中精神有三种:
一为儒家的折中:《荀子》认为,哲学家的“见”和“蔽”是联在一起的,他有所见,可是常常同时为其见所蔽。因而各家哲学的优点同时是它的缺点。
二为道家的折中:《庄子》最后一篇《天下》(不知作者是谁,但冯老认为,他真正是先秦哲学最好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他的观点,也是对先秦哲学的总结)认为,儒家知道具体的“数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道家知道原理,而不知“数度”。换言之,儒家知“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唯二者结合才是全部真理。
三是司马谈、刘歆的折中:折中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汉朝。杂家的《淮南子》、《吕氏春秋》都具有折中性质,只是便倾向于道家。司马谈是道家,认为道家兼采了各家的一切精华,因此居于各家之上。刘歆是儒家,认为各家如果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主之略矣。
2、儒、道家两家理论的直接冲突点:儒家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主义传统,道家相当于西方的浪漫主义传统。这也就是为什么庄严、雄伟的汉人崇尚儒家;而放达、文雅的晋人推崇道家的原因之一。
(1)老子鄙弃儒家的仁、义,认为所谓的这些德性,正是“道”、“德”的堕落。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道”。
(2)在圣人@治国方面:儒家认为,圣人一旦为王,他应当为人民做许多事情;而道家则认为,圣王的职责是不做事,而让别人做事,圣人应当完全无为。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就是做的事情太多造成的。
(3)儒、道二学说适用的范围: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道家的学说适合生于乱世的人们的需要。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政治、社会秩序大乱,人们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很自然地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这时候道家的学说正好成为人们尖锐批评的根据;同时,道家学说还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思想体@系,以避开伤害和危险。在这样的时代,儒家学说自然衰落,道家学说自然兴盛。
(4)儒家之“道”与道家之“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其涵义有所不同。儒家所说的“道 ”,是宇宙万物各类分别遵循的原理,类似西方哲学中所说的“共相”的概念。儒家的每一类的道各以一个名表示,因而,道是一个可名的形上学原理,每个人都应该合乎理想地依照这些不同的名来行动;道家所说的“道 ”,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道家追求与混沌的宇宙达到神秘的合一,所以道家的“道”是远离人伦的超道德价值,是无名的,也不可名。是统一的“一”,并由此产生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
(5)在提高精神境界的方法上:儒家的方法是通过推广仁爱,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寻常的人我与物我的分别;道家的方法是通过否定知识,即无知之知,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人世的“彼”与“此”的分别。

三、《墨经》--后期墨家对名家的反驳
墨子与孔子同时,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家也与儒家并称“显学”。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拥有“非儒即墨”之称。其主要思想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如果说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是文雅的君子;那么墨子就是批判者,是战斗的传教士。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三派所传的学说,与墨子的言行记录一起,被后人汇编成《墨子》一书。《墨经》是《墨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期墨家主要思想的集中反应。 《墨经》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文章,不仅拥有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特别具有逻辑学的价值;还包括自然科学的内容,其中有关几何学内容的有10余条,专论物理方面的力学和几何@光学的约20余条;另外,伦理、心理、政法、经济、建筑等方面的内容在《墨经》中也有论述。《墨经》中的《经上》、《经下》是关于逻辑、道德、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定义,据说是墨翟编写的;《经说上》、《经说下》是对前两篇定义的解释,是由墨家弟子们所著录的;《大取》、《小取》讨论了若干逻辑问题。所有这六篇围绕一个总的目的,就是通过逻辑方式树立墨家的观点,反驳名家的辩论。
(一)关于知识和名的讨论
1、《墨经》中的知识论,是一种素朴的实在论。认为人都有认识能力,但未必就有知识。只有当认识能力接触到认识对象,也就是说,只有当外界事物通过感官传入后,再经过心予以解释,才能最终形成知识。
2、知识的分类:
(1)按知识的来源分为三类:一类来自认识者亲身经验;一类来自权威的传授;一类来自推论的知识(即演绎推理得来的)。
(2)按认识的对象分为四类:名的知识、实的知识、相合的知识、行为的知识。
3、名分为三类:达名(通名,例如:物)、类名(例如:马)、私名(例如:具体的人名)。墨家认为,所以谓名,所谓实。例如:这是桌子。桌子是名,是所以谓的,“这”是实,是所谓的。在西方逻辑术语中,名是命题的客词,实是命题的主词。
(二)关于“辩”的讨论
《小取》篇大部分讨论“辩”。墨家的辩有七种方法,其中的“效”和“推”相当于逻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另外《墨经》所谓的大故和小故,相当于逻辑学的必要而充足原因和必要原因。
(三)澄清兼爱说
1、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遵循墨子功利主义哲学的传统,主张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在于取利避害。
2、利的本质:后期墨家认为,“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这就为墨子的功利哲学做出了享乐主义的解释。西方哲学认为,人天然地被“快乐”和“痛苦”这两种最上威@权所统@治。只有这两种威@权能指出人应该做什么,决定人将做什么。功利哲学的目的,在于以理性、法律来维持幸福。由此得出,道德的目的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故后期墨家以利的定义为基础,进而为各种道德下定义,“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而利民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3、认为兼爱说最大特点是“兼”,也就是“周”。兼爱,是指必须爱一切的人,才算爱人。反之,不爱人,则不需满足不爱一切的条件,只要有一个人不爱,就能算不爱人。
(四)对名家、道家的批判
1、批判名家惠施,认为由“万物毕同”,得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结论是错误的。后期墨家认为,“同”有重、体、合、类的歧义。万物毕同是指“类同”,天地一体是“体同”。由“类同”是无法推出“体同”的。
2、批判名家公孙龙,认为他的“离坚白”也是错误的。后期墨家认为坚、白同时存在于石头中,这两种特性,并不互相排斥,他们是互相渗透的。
3、批判道家:后期墨家通过批判道家,揭示出了一些西方哲学中@出现过的逻辑悖论。虽然这种批判在当代逻辑学中,已不再有效,可是后期墨家如此富于逻辑,实在令人赞叹。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1)批判老子的“学无益”说。后期墨家认为,有教才有学。既然老子说“学无益”而要“绝学”,那就应该先“绝教”。但是,道家却把“学无益”的学说教于别人,这就违背了自己的理论,是悖论了。
(2)批判庄子的“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之观点。后期墨家采取了与批判老子观点一样的方法,对庄子的这个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庄子说此话本身就是在辩论,且如果庄子说的这些话“羸”了,正好说明庄子的“辩无胜”说法是错的。
(3)批判庄子的“言尽悖”观点。庄子认为,万物各从自己的道,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所以,当然都是正确的。作为旁人不要相互批评,因为“言尽悖”。后期墨家认为,庄子说的这个观点本就是“言”,难道庄子不正是在批评别人吗?难道“言”就不悖了吗?
(4)后期墨家认为,庄子侈谈不要有知识的重要性,但他所言及对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知识,若真没有知识了,那就连他的讨论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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