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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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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家、哲学流派简介 (2)—— 诸子百家起源和分类  

2014-04-09 15:46:25|  分类: 读书笔记之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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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总称。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名有姓的流派共有189家之多,学术类著作、文章也有4324篇。后来唐代官修的《隋书  经籍志》、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的“诸子百家”数则高达上千家。不管是百家还是千家,这一时期各种流派的思想主张、学术成就以及文化典籍灿若群星,诸子争鸣的局面盛况空前,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源于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更是在后来成为“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国周边相邻的国家。诸子百家的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其中最具代表的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对“诸子百家”的起源和分类都作了详细介绍,也论述了自己对百家分类的意见。
一、“诸子百家”的起源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是东周时期,也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期间因周王室衰微,诸侯各国纷争霸主,相互征伐,政治、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而这其中就有教育制度的变革。
东周之前,实行庠序之制”,只有贵族成员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授课老师都是周王朝的高级官吏,如司徒、史官、礼官、羲和之官、议官农稷之官等等,他们不能以私人的身份讲授学业,必须以某一政府部门成员的身份,即官吏的身份才能讲授这门学术,“官”即为“师”,“师”就是“官”,“”职与“”职不分,即所谓的“官学”。
随着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出现,封土建国制度开始瓦解,原先专属于周王朝的技术官员们流落民间,成为“庶民。他们以私人名义传授他人知识或技艺,并以此为生,于是乎产生了“私学”,有了职业教师,“官”职与“师”职分离,如原为鲁国大司寇的孔子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私学教师。由于这些教师分属不同领域,比如精通《六经》,教授他人经典或是指导礼乐的;比如通晓纵横捭阖之术,教授他人谋略和兵法的等等,因而也就有了“儒”、“道”、“辩”、“墨”等各种不同的称谓。与此同时,各种哲学思想也伴随着私人讲学同时兴起了。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随着“私学”的产生和勃兴,孔子“有教无类”观点也被广泛接受。以前没有资格受教育的“庶民”,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读书的行列,成为读书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这就是“”。他们有的通晓政治、军事,是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有的通晓天文、历算、地理是杰出的科学家。由于“士”来自社会各阶层,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回答解决现实问题时,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自然也各不相同。
当时,诸侯各国为争霸夺位,网罗治国人才,皆致力改革变法。为此“士”纷纷周游列国,从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议论时事,彼此诘难;著书立说,相互争鸣,各成一“”之言。但“士”并非只是政治的附庸,他们中大多数人以“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的态度行于世间,而各国君主对“士”也都采取宽容、欢迎的态度,愿意倾听他们不同的治国方略,这不仅为“士”提供了推行政治主张的平台,也为思想与文化的繁荣,营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
二、“诸子百家”的分类
当时有名姓的思想或学术流派有一百多家,故后人称之“百家”。但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也就几十“家”,被后人归类为“十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而“其可观者”,也就前“九家而已”,即后世称之的“九流”。《汉书·艺文志》曰:“ 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於野乎”!无论将“百家”归为“六家”、“九流”还是“十家”、“十二家”,都只是从学术、思想上进行的大致分类。每一“”内部还有若干分派,比如儒家中有孟子一派、荀子一派等,又比如名家中可分为惠施一派、公孙龙一派等。虽说他们同属一“”,但学说和思想并不完全相同,有的还有很大的差别和分歧。
1、司马谈的“六家”:
司马谈最早试着对“百家”进行分类的历史学家。他的儿子司马迁在《史记》最后一篇引用了他的题为“论六家要旨”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将“诸子百家”分为六大门类: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六大门类的称谓有的早已就有,比如墨家,有的则是司马谈新命名的,比如道德家。
(1)阴阳家。讲的是一种宇宙生成论。认为阴、阳结合与互相作用,产生了一切宇宙现象,故而学派以“阴”、“阳”得名;
(2)儒家。“儒”的字义是“文士”或学者,他们既是教师、学者,也是思想家。
(3)墨家。在墨子领导下,这一家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门徒皆自称“墨者”,这一学派的名称不是司马谈新起的。
(4)名家。以沉溺于“白马非马”之辩而闻名。以讨论“名”(概念)与“实”(存在)的逻辑关系为己任。
(5)法家。主张政府必须建立在成文规则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儒者强调的道德惯例上。
(6)道德家。这是司马谈新起的名,后来简称为“道家”。
2、刘歆的“十家”:
刘歆第二个试着对“百家”分类的历史学家,他与父亲刘向一起校对整理皇家图书,并将整理结果写成附有说明的分类书目,名为《七略》。《七略》在司马谈“六家”的基础上,新增四家,共为“十家”。刘歆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对于刘歆的这个“百家”分类,冯友兰认为并没有比司马谈的分类前进多少,但刘歆的贡献在于,他试图有系统地追溯各“历史起源,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刘歆的《七略》后来成为班固《汉书  艺文志》的基础,班固删去“小说家”,“十家”之称谓改为“九流”。此后,“九流”成为古代“百家”分类的标准。
(1)儒家流派,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2)道家流派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3)阴阳家流派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4)法家流派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5)名家流派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及讦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
(6)墨家流派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7)纵横家流派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8)杂家流派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9)农家流派出于社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10)小说家流派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到了近现代,也有不少学者试着重新论述“百家”渊源,并分类,比如今人冯友兰、吕思勉等。
3、冯友兰的“六家”:
(1)儒家,源出于文士。“儒”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后成为尊称“学者”孔子曾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那时有知识才艺者被称为“儒”,这其中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孔子为代表的儒都是《六经》专家,以教授经典为业。在教授的同时,他们会不断地探究经典原文的真正含义,审端前人为经典原文所作的注解,逐渐形成一套带有自己特色认知观点,并将此观点连同经典原文和前人的注解一起教授给学生。这种为经典注解,又为注解再注解的举动被称为“注疏”。“注疏使得儒家有别于只能传授古代典籍的“儒”教师和尊崇儒家学说、通习儒家经典的人。儒家不仅是学者,也是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者更是思想家众多的注疏集到后来便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十三经注疏》,它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伦理、民俗、地理、科技、典章制度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孔子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所以在西方文献中,又称这一学派为“孔子学派”。
新儒家:儒家思想经过数世纪的发展,到了唐朝已无法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当时人们对形上学、超道德价值和性命之学比较感兴趣,虽然儒家经典中有这方面的讨论,但需要全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跟上时代要求,也就是说需结合当时人们的兴趣和关注点重新注疏,使得儒家学说能继续被接受并传承下去。于是,儒家在本学说中引进了佛学的禅宗思想和道教的宇宙发生论观点。这三种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矛盾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所以直到11世纪才明确地形成。拥有了新思想的儒家被冠以“新儒家”的称谓,而他们的哲学则被称为“道学”。
(2)墨家,源出于武士,他们是战争武艺的专家,是“游。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自己的军事专家,当时的军队也由世袭的武士组成。随着东周衰微,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各地,为雇佣他们的人服务,并以此为生,这种人被称为“游侠”。他们的职业道德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大部分的墨学也就是这种道德的发挥。儒和侠都源出于领队贵族“家”的专家,本都是上层阶级的分子。到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更多的出身于下层阶级。因而,对于上层社会的贵族而言极为有用的礼乐之类的东西,对于属于下层阶级”出身的墨子和墨家看来,就毫毛用处可言。于是乎,他们批判传统制度及其这个制度的维护者孔子和儒家。墨子及其门徒虽出身于“游侠”,但与普通的“游侠”不同:一是普通游侠只为酬谢或是感恩,不论战争正义与否。而墨子及其门徒反对战争,只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二是普通的游侠只限于信守职业道德,而墨子和门徒不仅信守,更是详细阐明这种职业道德的合理性、正当性,再加上他们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理论,构成了墨家哲学的核心,从而创立了一个新学派。
(3)名家,源出于辩者。辩者最早源于讼师,讼师的本领就是在不同案件中,对法律条文随意做出不同的解释,而不管法律条文的精神实质,以及条文与事实的联系。换句话说,只注重“名”而不注重“实”。后来讼师中的有些人提出一些辩题也命题与人辩论。著名的有惠子的“合同异之辩”,公孙龙的“离坚白之辩”。别人否定的他们偏要肯定,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否定,以“辩”闻名,被人称为“辩者”、“察士”,他们的命题也被人们贯以“悖论”之称。司马谈说他们是“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从逻辑上讲,“”与“”的对立很像西方的主词与客词的对立。所以“名家”一词在译成英文时,有时被译作诡辩家,有时被译作逻辑家或辩证家。名家与诡辩家、逻辑家、辩证家确实有相同的地方,但并不完全等同。名家讨论的是中国哲学中“名”(概念)与“实”(存在)逻辑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哲学的心脏。他们在讨论中发现了中国哲学中称为“超乎形象”的“一”,即实际世界之外的世界,由此提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的观点。但如何运用“一”,名家的哲学家们把这一研究工作留给了道家。道家经典《老子》开篇之语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三十二章中说到:“道常无名,朴。……始制有名”。在第四十一章中又说到:“道隐无名”。冯友兰据此认为《老子》一书不可能成于孔子以前或同时,其思想体系的建立应该在惠施、公孙龙之后。可见道家虽然是名家的反对者,同时也是名家的真正继承者。
(4)道家,源出于隐者。他们都很有学问和天才,但痛恨时局的动乱和混乱。早期道家认为普通百姓牺牲自己去满足国家的利益,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但是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拿来供一个人享用,同样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人人都对自己的利益“一毛不拔”,同时也不去占有别人的丝毫利益,天下就能真正大治!然在现实中,道家的这种想法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他们便认为这个社会已无可救药。抱着知其不可为当然不为之的态度,他们离群索居,避入山林,成为“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但是道家并非等同于普通的隐身,道家在“避世”、“欲洁其身”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思想理论体系,赋予他们避世行为以意义。冯友兰认为,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而在“避”的方法上道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杨朱思想:普通隐者的方法,逃离人世,遁入山林。
第二阶段为老子思想:了解宇宙事物变化规律,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使事物转而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第三阶段为庄子思想:“齐生死、一物我”。从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就能超越现实世界。不需要离开人世避入山林,而是思想境界从这个现实世界转到另一个更高的世界。
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产生于魏晋时期的“玄学”一派。《老子》第一章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显然玄学一派是接受道家理论的。然而这一派不仅接受道家理论,也接受儒家理论,他们按老庄精神重新注解儒家重要经典,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甚至认为孔子比老子、庄子更伟大,是最大的圣人。因而人们将这一新门派称为“新道家”。
(5)阴阳家,源出于方士。周王朝衰微前,每个贵族的室、家都有一些能推算未来、趋吉避凶的专家,以备有大事的时候顾问。这些人在当时被尊称为“术数”。所谓术数,泛指在中华文化中用以推算未来、趋吉避凶的各种方术系统。这些术数的身份都是世袭的,随着周王朝解体,这些术数专家都失去了世袭的职位,无法在贵族家继续供职,于是流落民间。为维持生计,他们继续操持本业,然这时候他们的称谓已由“术数”被改称为“方士”了。方士的术数有六种:一是天文;二是历谱;三是五行;四是蓍龟(分为蓍草和龟甲或兽骨两种占卜方式);五是杂占;六是形法(包括看相、风水)。中国古代试图解释宇宙的结构和起源的思想中有两条彼此独立的路线:一条是阴阳家的著作,《洪范》、《月令》,强调五行而不提阴阳;一条是儒家无名氏为《易经》做出的宇宙论的、形上学的、伦理学的解释《十翼》,也称《易传》,附在《易经》的后面,强调阴阳而不提五行。故而,在汉代以前,五行与《易经》的八卦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互不交集。言五行,则不谈八卦;说八卦,也不论五行。到了司马谈时期这两条思想互相混合,被合在一起称为阴阳家了。
(6)法家,源出于充当封建统治者私人顾问的实际政治家,即法术之士。西周封建社会早期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不成文的法典,以褒贬来控制贵族的行为;另一条是“刑”,只适用于“庶人”、“小人”,即平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随着周王朝解体,贵族与平民的社会地位不再绝对了,有些贵族丧失土地和爵位沦为平民,有些平民凭着才气和运气成为社会显要,原来固定社会各阶层被打破了,社会关系复杂起来。再加上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仅依靠仁政的理想纲领已不能应付、解决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国家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当时有些人对现实的政治制度、各国形势有着深刻的认识,精通律文,善用术权,意识形态残忍,作风强悍,因而成为诸侯君主的座上宾,经常被“顾问”。这些人提出的许多建议,在施行之后常能产生明显效用,于是有些人成了各国朝廷的重臣。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之所以古人称他们为“法术之士”,是因为他们提出的治国策略中,虽也包含有法律,但更多的是心术权谋,所以他们属于政治家,而非法学家。法家与一般的“法术之士”不同,法家把心术权谋系统化,并做出相当严密的理论表述,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就是在极权主义下的领导、组织、管理理论及方法。所以把法家与法律条文的制定、案件的审判,或借用当今的话来说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画上等号,显然是错误的。
4、吕思勉的“十二家”:
吕思勉,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他的《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不仅全面分析了先秦诸子学派的源流和相互关系,还分析了各学派之著作的内容,并论辨其真伪。在论及“百家”分类时,吕思勉认为,刘歆的“十家”不够齐全,还应再增“兵、医”两家,“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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